曾志,湖南宜章人,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当时年仅17岁。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主要在后方留守工作,曾经担任过小井红军医院党总支书记。
建国后,曾志同志曾任广州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曾大姐一辈子无私奉献、高风亮节、受尽艰难和磨炼,她对井冈山有着特殊的感情。
1929年1月,因工作需要,曾志随着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当时曾大姐同她的第二任丈夫——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党代表蔡协民刚生下一个才26天的儿子,孩子不能随部队转移,就寄养在王佐部下的一个姓石的连长家,从此母子俩一别就是24年,但曾大姐一直惦念着这个井冈山留下的儿子。直到1951年中央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赴江西慰问时,托慰问团的闫宝航同志在井冈山找到了孩子的下落,孩子名叫石来发。
1952年春,石来发在广州拜见了亲生母亲。闲谈中,母亲试探了一下儿子的口气:“你是打算出来做工,还是留在家里种田?”石来发没读过书,吃了不少苦,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到“我要读书”。曾志就说:“都24岁了,再从一年级读起,恐怕不合适。”石来发就问:“您说我该做什么好呢?”曾志说:“去当工人”,石来发一听当工人,有点不愿意。他头一回进城,在他看来,当工人还不如回家种田。于是,他老老实实地告诉母亲:“我还是回去吧,家里有田、有山,还有老婆,我舍不得离开他们。”石来发讲的这些话是真的。因为抚养他的那位连长石李保,自1930年王佐在永新遇难后,便辞去了连长职务,跑回家来做生意。1936年这里的红军开始长征,整个井冈山根据地沦为白区,石李保也被土豪劣绅杀害。当时,石来发只有八岁,从那以后,他便寄人篱下,被“匪崽子”、“野种子”的恶语压得抬不起头。他的生命开始有了新的起点,娶了妻子,盖了房子,两口之家,吃穿不愁,虽不富裕,但已经感到很惬意,很满足了。长期在军队和地方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曾志很有修养,有经验,而且尊重别人,包括听取子女们的意见。她想:井冈山是我们创建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井冈山这面红旗,是千万个先烈的身躯树起来的。孩子生在井冈山,长在井冈山,扎根在井冈山,这实在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最后石来发还是回去当农民。孙子叫蔡接班,接过革命的班,在井冈山垦殖场放电影。曾孙叫蔡军,高中毕业入伍,后来还是第一个驾驶汽车进驻香港部队的战士,现已转业,安排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工作,还是开车。曾志的后代就是这样普普通通,没有享到前辈的福,也没有给过什么特殊待遇,扎根在井冈山。
曾志同志不仅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更是严于律己。1998年6月21日,曾志同志与世长辞,享年87岁。去世前,曾志给陶斯亮一个旧牛皮袋,袋上写着一行字:“我生命熄灭的交待。”里面是她老人家的一份遗嘱,遗嘱内容为:“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里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打搅;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绝不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登消息,不要写简历生平。”据曾志同志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中组部四局李冬梅处长介绍,曾志同志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分钱遗产,所有工资收入一部分交了党费,一部分留作老干部活动经费。
按照曾大姐生前愿望,经江西省组安排,具体落实到由我们培训中心负责曾志同志骨灰的安放工作。经过选址,曾志同志的一部分骨灰最后就安放在小井红军烈士墓边的一个山包上,墓碑很简单,上面镌刻一行字“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几个字。这是她老人家对小井红军医院130多名死难烈士的怀念,她终于又回到了牺牲在井冈山的战友身边。
我想,这鲜活的事例就是对我们后人的教育。
曾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崇高的一生,让我们向她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