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经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存在争议的人物。因为他与“八月失败”有密切关系。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有三处文字是批评他的,其中有“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错误意见”等语。“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拿着《毛选》将他批斗得百口莫辩。
1907年出生的杜修经,是湖南省慈利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中共华容县委书记、南华安特委书记。1927年冬,南华安特委领导的攻打南县县城的年关暴动失败后,杜修经遭到敌人缉捕,他逃出南县与中共湖南省委接上联系,调任中共醴陵县委书记。1928年5月初,他由省委通知到了安源,见到了已经转移到这里的省委书记廖保庭,省委安排他担任安源市委秘书(市委没设书记,由秘书担负主要工作)。
中共湖南省委关心着井冈山的朱毛红军,欲与湘赣边界的特委取得联系。以便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指导。恰在这时候,党中央从上海派来一位懂爆破技术的同志也要上井冈山,省委决定杜修经为省委代表与另一位同志同行。三人乔装成做山货生意的商贩前往井冈山。不料接连两次都不能通过敌人设在萍乡南坑的封锁线。直到5月下旬,通往井冈山的地下交通线已经建立,杜修经才以一个星期时间到了茅坪,在八角楼见到毛泽东,两人在楼阁里亲热交谈。毛泽东对“娘家”的第一次来人感到振奋,阅读了湖南省委的来信。信中前一段介绍湖南的形势,后一段要求红四军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根据地,把根据地巩固好。毛泽东连连点头说:“是的,应该这样。”
杜修经在茅坪又见了朱德、陈毅等人,来到28团、29团的驻地看望了红军将士,向特委、军委传达了省委的指示信,干部们对能够听到省委的指示感到振奋。
到了井冈山的杜修经对他印象最深的,是红军物资菲薄、极为艰苦的生活环境。这天,毛泽东陪同他来到茅坪红军医院看望伤员,正好遇上医院给一位伤员截肢。由于没有麻醉剂,由几个战士按住伤员,医生拿着高温消毒后的木工锯子,在腿骨上吱吱响地锯骨头。伤员的大腿鲜血迸流,痛得高声叫唤,杜修经看得头皮发麻,扭过头去不敢再看,……
杜修经这次到井冈山,沟通了湖南省委与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的联系,一定程度地了解到朱毛红军割据罗霄山脉中段的斗争情形,回到安源后向省委如实作了汇报。省委于6月19日给特委、军委去信,主张朱毛红军“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建设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等等。
杜修经第四次上井冈山,是1928年6月底。然而,这位省委巡视员此间携来的省委批示信,却是与前几次精神不再相同,受盲动主义影响,湖南省委在信中明确提出:“四军攻破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只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泽东同志必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接任特委。”
杜修经是6月30日下午在永新县城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热情地握着他的手,笑吟吟地说:“修经同志,你来了就好,我们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接着又怀着一种谢意说道,“省委19日之信,指出四军的诸条方针,中肯切实,好得很啊!想必是你老弟的美言罗。”杜修经听到这里,想到怀揣着省委与前次指示大相径庭的信件,真不知说什么好。寒暄过后,杜修经还是红着脸说:“老毛同志,我这次来是向你们传达省委的新指示,因为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这样了。”说着,将信件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读完省委的信件后,脸色骤变,摇着头说:“省委的这个指示,四军是万不可执行的!”杜修经惊讶地问:“此话怎讲?”毛泽东生气地说:“他湖南省委前次弄得井冈山丢了一回,半年多的辛苦付诸东流,今番又发个命令,甚么湘南敌人十分动摇,不堪一击,全是闭着眼睛乱说!”旋即,他意识到什么,缓了口气对杜说:“修经呀,我是快人快语,你别见怪呀。”杜修经说:“信是写给特委、军委的,把朱德、陈毅他们叫来议一议吧。”毛泽东点头回道:“我这就派人去通知他们。”
6月30日晚上,红四军各团的主要干部及特委部分委员,赶到永新县商会的楼上召开会议。杜修经代表省委传达指示,明令红四军移军湘南,只留袁文才部守卫湘赣边界,毛泽东必须随军出发。
毛泽东头一个讲话表态,说省委的指示难以执行,接着谈出四方面的理由:一是省委前几次指出四军 转战千里近于流寇,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二是湘南敌军实力大于红军五六倍,不宜前去;三是宁冈为红军军事大本营,轻易脱离将会“虎落平阳遭犬欺”;四是红军有伤兵500以上,冲往湘南影响军心,还有湘南的经济筹款不易等等。
毛泽东的发言,触动了朱德的情绪,朱德表示完全赞同对方所言,并针对湘南焚杀之余,经济破产的情形,坦言四军不可前往那里。干部们也纷纷发言,强烈反对冒进湘南。尤其是陈毅和王尔琢态度激烈,讲到激动处,竟联系湘南的“焦土政策”谴责起湖南省委来。结果,除29团党代表龚楚和团长胡少海表示愿去湘南,大家都是投反对票。毛泽东见会议趋势已是明显,对杜修经说:“大家要求重新考虑去湘南的问题,你看如何?”杜见毛说得委婉,回道:“此事须由省委定夺,你们自向省委请示吧。”毛泽东爽快作答:“报告由我来写。”眼见完不成省委任务的杜修经,心下怏怏不乐。
7月4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向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陈述了红四军不可离开宁冈大本营的六条理由,要求省委“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
毛泽东所写的报告由地方交通线送走后不到5天,袁文才派人从宁冈报来敌情:湘敌乘红四军主力远在永新、莲花,派三个团侵占宁冈,32团和地方武装不足以对付。毛泽东对宛希先等人说:“要使湘敌退兵倒是不难,让朱军长带上28团、29团到茶陵扰上一把就行。”当下给朱德写了一信,派人送往莲花交给朱德和随在部队中的杜修经。
朱德接了毛泽东的信,同杜修经作了计议,传令在安福边境的28团前来莲花会合。不几日,28团和29团由他率领开往茶陵。茶陵县城只有吴尚第八军的1个团,闻得红军开来的消息不战而退。红军大队在城中驻了三日,又移师酃县。到了县城,通过酃县县委得知侵入宁冈的湘敌已由大陇向十都退走,而赣敌5个团又分路向永新扑过来。朱德与陈毅、王尔琢商议,决定回师宁冈以解永新之围。吃过早饭部队正要出发,胡少海跑来报告,说该团的许多官兵不愿回宁冈,闹着要去湘南。朱德有些起火地斥道:“搞么子名堂,又闹起来了,去湘南有什么好?”陈毅对胡少海道:“我同你去看看。”
陈毅到了29团驻地,就被许多战士围住。这些人七嘴八舌吵着要回湘南,有的还质问军部为何不执行省委的指示?陈毅制止了喧闹,向战士们耐心解释了不可冒进湘南的理由。胡少海也讲了一番,下令部队向沔渡开发。
酃县城距沔渡30华里。29团自早饭后走起,直到日头西斜才陆陆续续赶到。原来该团的军心已是涣散,官兵们思家心切,走路似行不行,三五成群,议论不休。有的连队还在路上召开士兵大会,以士委会名义决议返回湘南。这样拖拖沓沓耽搁了不少时间。
朱德和陈毅见29团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当晚在沔渡召开两个团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不料29团的一些干部和龚楚又抬出省委指示,说军委应该服从省委领导。有的人还与王尔琢争吵起来。
这时候的杜修经,思想上真是复杂得很。永新联席会议他是参加了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也同意毛泽东等多数人的意见不去湘南。而现在29团的官兵强烈要求到湘南去,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转机。作为省委的巡视员,肩负着调红四军前往湘南的使命,当然希望能够完成任务,杜修经的内心确有这样的想法。但他知道要改变永新联席会议的决策,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是不合适的。于是在心里泛起一种希冀,提出说由他到茅坪去向毛泽东说明情况,或许毛能够转变思想,同意红军大队开往湘南。朱德、陈毅等人见说,只得同意了。而龚楚补上了一句:“巡视员可要快去快回啊,我们29团再等一天等不到,可要往湘南开拔了。”
当天傍晚,杜修经骑马赶到宁冈茅坪,毛泽东已于当天上午去了永新,他只见到特委书记杨开明。杨听了情况,也没慎重考虑就回道:“反正省委已指示四军开往湘南,润之那里,我跟他说。”杜修经听得这么一说,也就放心了。
杜修经当晚半夜骑马赶回沔渡,将见到杨开明的情形对朱德、陈毅等人说了。龚楚和胡少海都觉得松了一口气。消息很快地在29团传开,不少连队又召开士兵委员会议,决议返回湘南。7月17日凌晨,29团悄悄拔营向湘南开去。
等朱德和陈毅接到报告,该团已经出发1个多小时了。朱德等人无不大惊,计议了一番,觉得29团孤军深入湘南处境危险,只得将28团也开上去。
7月20上午,毛泽东派人骑马追到资兴境内,带来一封三页纸的长信,要红军大队返回宁冈。朱德、陈毅等人计议毛泽东的意见,龚楚说既然到了这里,不如到湘南走一趟。杜修经也感到到郴州转一圈就回井冈山,以表示自己完成了省委交代的任务,因而主张再往前走,攻打郴州。
郴州城里有国 民党范石生十六军的新兵补充团。胡少海犹豫说:“范石生是朱军长的好朋友,帮助过南昌起义余部,不能打他的新兵团。”杜修经摇头说:“对范石生这样的敌人还讲什么情义?打吧!”
29团打了范石生的新兵团,把十六军四十六师师长气坏了,将驻在苏仙岭的三个团调出来围攻29团。散开在城中自由行动的29团被打得溃不成军,除肖克营保持了较好一些的建制,部队几近覆灭,还是28团及时赶到,才使得100多人幸免于难。部队从郴州城撤出,杜修经看到一下就折损了整个29团,自知责任深重,蹲在地上埋下头,悲痛得哭出了声音。
远在井冈山的毛泽东,于十几天后从随军挑担的莲花农民那里,得知红军大队在郴州失利的消息,第二天带了31团3营从永新出发赶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8月22日在桂东境内与红四军28团会合。23日,在桂东县城的唐家大屋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交流分兵以后的情况。杜修经对于29团的覆灭表示承担责任,朱德、陈毅也分别对这次冒进湘南,作了未能加以阻止的检讨。心情沉重的毛泽东客观地讲到:“你杜修经呀,对29团欲回家乡的错误意见起了导扬作用,军委呢,则是制止不力,所以导致了这次失败。”后来,毛泽东把这两重意思写进了他的文章当中。会议决定向湖南省委建议,处分杜修经。而让杜修经始料不及的是,会议在讨论重新组建湘南特委时,毛泽东提议他担任特委书记,龚楚任军事委员。对于毛泽东宽容的胸怀,杜修经心中非常感动。
杜修经的第四次井冈之行,给他留下了应该对29团郴州覆灭承担相应责任的终生遗憾。“那时候年轻单纯,只知道机械地执行省委指示,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有通盘的战略考虑,所以犯了错误。”这是笔者近来访问杜修经时,这位百岁寿星依然心情沉重的坦诚之言。